證券時報網
2024-10-16 21:30
張銳（中國市場學會理事、經濟學教授）
參加美聯儲2024年度壓力測試的30余家大型銀行在日前全部過關，美聯儲在隨后發布的測試報告中指出，美國大型銀行擁有足夠的資本來承受高度壓力的情景，即便是在經濟極端衰退的情景下，這些銀行也能夠一如既往地正常開展經營活動，并不會給經濟產生更大的負面影響，同時壓力測試全部通過的結果也充分顯示了美國銀行業具有較強的市場韌性。盡管如此，看似皆大歡喜的壓力測試仍留下了一些待解的難題。
美聯儲所設想的壓力測試情景框架中，既包括國際經濟與世界貿易等重要指標，更包括國內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等核心要素，既涵蓋貨幣市場利率等主要因素，也納入了資產價格等關鍵因子，測試過程中，這些指標因素都會通過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操作風險等傳導路徑對銀行的資產負債表產生重要影響，最終銀行的資產負債狀況則通過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CET1)、一級資本充足率、資本充足率、一級杠桿率、補充杠桿率等指標顯示出來，美聯儲便可借此甄別和評估未來九個季度在極端不利的情景下銀行在資本水平、吸收損失能力以及收入和支出等方面的彈性力度。
總體來看，壓力測試情景包括基線情景和極端不利情景兩種，前者是指較大概率可能出現的情景，相應的指標設定水平與現實的差距不會太離譜，而后者產生的概率則小得多，只是所對應的指標狀況更惡劣一些，盡管如此，美聯儲還是更側重關注極端不利情景，通俗地講就是已經想到了銀行可能遇到的最壞情況，正因如此，美聯儲施與銀行壓力測試的指標嚴酷性遠超現實水平。以最近三年而論，美聯儲設定的測試情景是：全球經濟下降4%，美國GDP負增長5.9%，失業率升至10%，商業地產價格暴跌40%，房價暴挫38%，股市下跌55%等，按照歷史經驗，這些壞數據只會極少出現在經濟嚴重衰退時期或金融危機高峰時段。
顯然，銀行接受壓力測試，等于是將自己放在了最嚴酷的極端情景中，而在如此市場環境中還能夠吸收損失并維持運營，尤其是還可以繼續向家庭和企業提供足額信貸，說明銀行并不存在讓市場憂慮的風險，相反具備了強大的資本實力，而這樣的銀行也必然會贏得更多的擁躉與信任。更為現實的意義還在于，通過壓力測試的銀行可以按設想展開自己的資本支出計劃，包括派發股息和紅利以及回購股票等，這其中大股東以及銀行高管所得到的豐厚回報不言而喻，不僅如此，通過回購股票，銀行管理層的話語權也得到提升，銀行的資產規模也獲得了壯大。
資料顯示，過去兩年美國大型銀行通過壓力測試后對股東的年度分紅都超過了1000億美元，今年銀行的盈利狀態進一步改善，派息分紅的力度自然不會弱于往年；另外，今年第一季度，美國最大的六家銀行摩根大通、花旗、富國銀行、美國銀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回購了逾140億美元的股票，較去年下半年的回購規模猛增73%，全年下來六家銀行累計回購股票金額至少達到580億美元，較過去兩年大幅增升，而有了這些“模范生”的挑頭領航，其他的美國銀行也必然會開足馬力搶上股票回購市場的“順風車”。
當然，無論是派息分紅，還是股票回購，銀行也不可由著自己的性子來。通過壓力測試后，銀行須將自己的資本支出計劃上報給美聯儲，美聯儲在拿著放大鏡進行審查后，方作出最終裁決。對于測試結果完全達標的銀行，美聯儲會在股息與紅利分配、股票回購上給予完全放行；對于那些測試結果勉強達標的銀行，美聯儲會對其資本支出計劃給予“有條件批準”，若在規定時間內（通常為半年）滿足了測試要求，美聯儲也會自動解除短期限制；對于那些嚴重弱于壓力測試指標的銀行，美聯儲會禁止分紅派息，同時施與懲罰性措施，如強制性從外部注入資本并稀釋原股東股權等。顯然，對于美聯儲而言，作為手中所掌控的風險管理核心工具，壓力測試可以讓監管與測試結果實現緊密關聯并確保監管的真實落地。
包括美聯儲在內的各國金融監管機構對銀行壓力測試目前所依賴的主要標準來自于“巴塞爾協議Ⅲ”。金融危機后，為防范“大而不能倒”的道德風險，《巴塞爾協議》將銀行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由原來的2%提高至4.5%，一級資本充足率由4%提高至6%；不僅如此，“巴塞爾協議Ⅲ”還對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G-SIBs）提出了附加資本的額外要求，即將G-SIBs分為1~5個檔次，每個檔次對應的附加資本比例分別是1%、1.5%、2%、2.5%及3.5%。美聯儲所謂的銀行壓力測試達標，首先就是指參試銀行的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須滿足4.5%的基本要求。另外，基于壓力測試的經驗，美聯儲發布了《銀行資本監管改革最終規則》，正式引入“壓力資本緩沖”（SCB）概念，明確美國大型銀行的普通股資本充足率=CET1+SCB+G-SIBs附加要求，其中規定SCB不得低于2.5%。
借助于以上立體性規定，美聯儲進一步實現了對參試銀行的差異化資本監管，也就是說，除了重點關注測試后大型銀行的整體資本充足率以及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外，美聯儲還會重視測試銀行在其他重要指標如SCB、G-SIBs附加要求等指標的滿足狀況，這也就意味著，即便是測試銀行測試后顯示出的CET1或者整體資本充足率再高，如果SCB、G-SIBs附加要求等未能達標，也同樣會觸發美聯儲的分紅派息政策禁令，這種不留任何風險盲點的監管無疑有助于提升銀行業的整體健康水平。數據顯示，經過壓力測試，過去十年中，美國大型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水平不斷提升，尤其是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的平均得分由227上漲到了231。
看得出，無論是主導壓力測試的美聯儲，還是接受壓力測試的美國銀行，都從測試中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東西，算得上是“雙贏”，盡管如此，也不能稱得上是功德圓滿與萬事大吉。按照《多德-弗蘭克法案》，資產規模在1000億至2500億美元之間的美國大型銀行須每隔一年（也可以在每年）開展一次壓力測試，而資產規模在2500億美元以上的大型銀行必須每年接受壓力測試，但問題是，最近兩年接連引爆市場風險的又恰恰是美國中小型銀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美聯儲壓力測試中重點關注的一項指標即商業地產風險在中小銀行身上呈現出了更大的敞口，而且像第一公民銀行以及紐約社區銀行等都是在收購了問題銀行后資產規模便沖上了1000億美元，只是來不及進行及時的壓力測試就發生了“爆雷”事件。因此，如何從關注“大而不能倒”到警惕“小而不能倒”，將大型銀行壓力測試的成功經驗移植到中小銀行身上，成為美聯儲在監管層面需要破解的一道大題。
跟蹤發現，美國大型銀行截至今年已經歷16輪壓力測試，雖然參試銀行提高資本充足率的意識以及預防風險的警惕性不斷增強，但由此所接受的承壓也非同一般，尤其是去年7月美聯儲等金融業主流監管機構發布了一攬子改革提議，意欲將資產規模1000億美元以上的銀行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再增加約16%，也就是升至4.66%的目標水平，此舉引起了華爾街金融機構的集體反對，它們認為更高的資本金要求可能會增加銀行的負擔，提高客戶成本，抑制貸款活動，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并削弱美國銀行面對國際競爭對手的競爭力。當然，讓反對者更加充滿底氣的是，今年參加壓力測試的大型銀行如過往一樣集體達標，說明自身對風險具有足夠的承受與分解能力，也無形之中增加了美聯儲提升監管力度的壓力。對此，美聯儲是否會軟化自己的強硬監管立場甚至最終“認慫”，無疑又是一道懸念。
最后回到壓力測試的指標本身。那么嚴酷的測試場景，多達70個測試指標，看上去測試力度不可謂不大，覆蓋程度不可謂不廣，可即便如此，也算不上盡善盡美。一般來說，美聯儲每年會花幾個月去設計并調整情景假設，但同時會碰到的一個必然結果是，計劃趕不上變化。情景與指標設定成形時，看上去沒有什么紕漏，但在壓力測試之時，這些情景假設已經不再符合現實條件，甚至等做完測試時，實際情況卻發生了逆轉，而且美聯儲壓力測試情景指標存在著較為普遍的低估成分，如2022年度壓力測試中，美聯儲設定美國當年的CPI增幅為1.3%~2.3%，但實際CPI增幅最高達9.1%，全年漲幅也達到8%；再如，美聯儲2023年度壓力測試設定的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為0.9%，但實際情況是該品種的國債收益率在當年升破了3.0%，情景設置與現實的偏差直接影響了壓力測試的有效性，故如何體現出測試指標的更大彈性，也是需要美聯儲在技術上進一步攻關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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