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股權投資領域,上海近些年的表現,可謂家底雖然“殷實”但行動“略顯保守”。但形勢正在起變化,面對新的內外部環境,上海選擇了主動求變。
7月30日,上海推出創業投資19條措施,有序吸引有條件的社會資本進入創業投資領域;7月26日,上海三大先導產業母基金啟動,規模高達千億元;1月10日,上海出臺股權投資32條措施,著力營造政府領投、機構跟投的氛圍。
馬不停蹄推出“三板斧”背后,是上海集聚股權投資機構的迫切性。
“前幾年各地聲勢浩大進行基金招商時,上海基于在區位、產業和人才等領域具備天然招商優勢,因此并未在基金招商方面有大布局、大動作。”一位不愿具名的股權投資人士這樣剖析:“但各地都在發展新興產業,新興產業就要燒錢,不拿出真金白銀,項目就流向其他城市了,這時上海感受到了實實在在的壓力!”
一系列組合拳打下去,上海能否讓相對“降速”的股權投資行業,重回領跑位置?
上海股權投資遭遇“成長的煩惱”
上述不愿具名的股權投資人士表示:“不可否認的是,在前幾年基金招商的‘競賽’中,上海沒有大規模參與的做法,是理性和專業的,但另一方面,在大環境變化后,上海過于保守也是不爭的事實。”
“募資難”裹挾下的股權投資行業,再市場化的機構,也不得不向“資金”低頭。德同資本董事長邵俊在接受證券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近年來,國有背景有限合伙人(LP)已成為創投行業的主要資金提供方,各地政府也充分認識到創投基金對本地產業的引領和推動作用,各地相繼設立千億級基金,加速了當地創投行業的發展。“相比之下,上海過去本地創投母基金在子基金中的出資占比并不高,導致一部分優秀的基金管理人把公司的業務向外地配置。”
即便是存量的上海國資背景母基金,也呈現“散”的特點,散落在國資平臺、國企、區屬平臺、區屬國企等方方面面。“作為一家股權機構,對接起來不容易,首先要非常了解上海國資母基金的架構,才能找到合適的出資方,競爭還特別激烈,最終還不一定能拿得到資金。”曾有股權機構負責人這樣吐槽:“民營的股權機構中,除非頭部機構,很難從上海國資背景的母基金獲得募資。”
政府LP“缺位”之際,新基金的設立難,也讓股權投資機構對上海“望而卻步”。有機構反饋,前幾年在上海設立基金相當“麻煩”,流程特別長,“在上海注冊不了的,在外地可以注冊”。
證券時報記者了解到,國家整治網絡借貸平臺(P2P)后,針對投資類公司的設立注冊,上海采取了嚴格監管,盡管后續有開設“綠色通道”,但非頭部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的設立依然嚴苛。
數據是最有力的證明。根據執中提供的數據,2022年、2023年和2024年前7個月,上海新備案股權基金分別為96只、104只和44只,按省份排名,分別位列第14位、第13位和第11位,如果按城市排名,則分別為第25位、第20位和第11位。
無論哪種排名,就備案基金只數而言,上海都已跌出前十,被其他省份遠遠甩在后面。執中數據顯示,2022年,新備案股權基金超過千只的省份有四個,分別為浙江、廣東、山東和江蘇,分別達1792只、1448只、1427只和1142只;2023年,上述四省份新備案股權基金也均超千只,只是位次發生變化,排名分別為浙江、山東、江蘇和廣東。
“我們看到有研究顯示,一線城市不少遷出的科技企業流向了江蘇和浙江。”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教授蔣展在接受證券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對上海而言,如何發揮產業積累、科研聚集、人才高地、場景豐富等優勢,把科技企業留在上海,在上海發展壯大,這是上海需要持續思考的地方。”
科技企業遷移與新設股權基金的流向存在趨同性。執中數據顯示,2022年和2023年,嘉興、蘇州和杭州連續兩年新備案股權基金分別位列城市排名第1位、第4位和第7位。
“上海希望股權投資機構高質量發展,對設立機構有所篩選,希望引進國有或民營優質頭部機構,這一總基調是正確的。”蔣展表示:“如果有比較完善的基金數據收集,能夠識別、評估和培養優質專業中腰部機構,對上海股權機構的集聚也會有正面推動作用。”
激活市場 一鼓作氣祭出“三板斧”
隨著周邊城市紛紛加大基金招商,上海坐不住了,以雷霆之勢加大行政和財政的引導力度,既意在遏制“降速”的股權投資行業,也旨在激活股權投資市場。
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長龔正主持召開市政府常務會議,此次會議提出促進上海股權投資行業高質量發展,稱“上海作為國家戰略集中承載地、改革開放先行先試地,有基礎、有條件在股權投資領域當好排頭兵和先行者”。
2023年12月13日,上海市委書記陳吉寧與部分股權投資機構負責人舉行座談,IDG資本創始董事長熊曉鴿、嘉道私人資本董事長龔虹嘉、啟明創投創始主管合伙人鄺子平、君聯資本總裁李家慶、紅杉中國合伙人周逵、達晨財智總裁肖冰等均在列。
在這次座談會上,陳吉寧歡迎頭部創投公司掌門人、股權投資領域知名投資者,擴大在滬業務布局,更大力度發展長期資本、耐心資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在上海孵化培育更多充滿活力的創新型企業。
“此次座談會向股權投資行業釋放了一個信號,上海對股權投資行業重視起來了。”上述不愿具名的股權投資人士向記者表示。
今年1月10日,上海正式發布《關于進一步促進上海股權投資行業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措施》(業內稱為股權投資32條),該文印發時間是2023年12月29日,也就是說,座談會后半個月,該文即火速印發,被看作是“第一板斧”。
事實上,無論是股權投資32條還是被看作是“第三板斧”的創業投資19條,都直擊行業發展痛點難點。其中,32條聚焦各方反映較為集中的機構設立、資金募集、投資退出、信息共享等難點問題,以及在政府引導基金、企業風險投資、長期資金引入、財稅政策優化等市場較為關注的領域,提出針對性措施。
以基金設立為例,兩份文件都圍繞準入和流程兩大關鍵環節,明確了多項時間上限,以期為投資機構在滬展業降低成本。其中,32條提出設立股權投資集聚區,區內的金融工作部門作為股權投資機構新設(遷入)的一口服務部門,對申請人申報材料等準備事項開展對接輔導。對符合要求的新設(遷入)申請,應在申報材料齊備后7個工作日內完成辦理流程。而且建立股權投資基金設立快速通道,股權投資集聚區直接向市市場監管部門出具函件,無需向相關市級部門報送,申報材料齊備的,股權投資集聚區應在5個工作日內出具函件。
創業投資19條也提出,進一步優化上海市股權投資集聚區營商環境,為區內創業投資企業注冊設立快速通道。
設立權限部分下放至股權投資集聚區,且給出明確的時間表,這些政策迎來業內好評。“上海目前傳達的信號是‘歡迎回來’,如果說之前的態度是監管,現在的態度就是服務。”晨哨集團CEO王云帆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目前,上海已支持浦東新區、黃浦區、臨港新片區等8個區域打造股權投資集聚區,對外公示了機構設立一口服務部門、區級引導基金、區級扶持政策等信息,并在集聚區內建立了股權投資基金設立快速通道機制。
不過,從今年上半年的數據來看,新基金設立的“政策”效果尚不明顯。執中數據顯示,2024年前7個月,注冊在上海的新設股權基金有44只,關聯投資機構27家,這一數據還略低于2023年同期數據。2023年前7個月,上海新設股權基金58只,關聯投資機構49家。
“第二板斧”產業母基金的設立也在同步推進。今年3月29日,上海市國資委宣布,圍繞集成電路、生物醫藥、人工智能三大先導產業,推動設立總規模1000億元的產業投資母基金,以發揮“投早投小”、產業投資、并購整合、補鏈強鏈功能。
4個月不到,7月26日,三大先導產業母基金正式啟動,期限均為15年,將推進政府資源與社會資本協同聯動,以市場化方式鏈接創新資源,支持原始創新和成果轉化,推動上海加快催生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創新型企業,打造世界級產業集群。
記者梳理LP信息可見,三大先導產業母基金可謂最大程度調動了上海國資的積極性,包括三大國有資本投資平臺、多個區級投資平臺和多家上海市屬國企等都在列。
借助于三大先導產業母基金的設立,上海正在集中資源打造兼具投資、運營功能的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專業平臺和高能級基金管理機構。據悉,三大先導產業母基金的管理平臺均為上海國投公司。今年4月16日,上海市國資委宣布上海國投公司與上海科創集團聯合重組,這被認為是上海推進國資平臺和國資基金聯動改革的一項戰略性、基礎性、牽引性工作。
上海國投公司董事長袁國華表示,上海國投公司的角色定位不僅是戰略投資者,還是資源撬動者、賽道引領者、生態構建者,“集成電路、生物醫藥等產業需要發揮國有資本的引領作用,帶動社會資本的廣泛參與,形成超常規、大強度、長周期的支持體系”。
“隨著上海三大先導產業母基金的設立,相信在不久以后就會發揮重要作用。”邵俊說。
創業投資19條也明確提出,有序擴大上海市創業投資引導基金、天使投資引導基金規模。兩只基金的主管單位均為上海市發改委,據了解,其已將增資事宜提上議事日程。
如果說股權投資32條重點在于疏通行業痛點,那創業投資19條更在于破解難點,包括優化政府引導基金考核與績效評價機制,建立健全適應創業投資行業特點的長周期考核評價機制;鼓勵開展硬科技領域早期投資,探索實施政府引導基金技術盡調和評審;對挖掘初創項目能力強、投資項目科技含量高的基金管理機構,支持政府引導基金在一定額度內開展滾動投資等。
政策優化 期待重回領跑
“三板斧”既側重于解近憂,又著眼于紓遠慮,且提出系列具體化操作措施,被認為上海正在奮力奪回股權投資行業的領先地位。
“招商也好,科技創新也好,都會面臨難點、挑戰和競爭,解決難點關鍵在于不斷迭代和優化政策,從戰略上指明方向。”蔣展說:“在落實中要組織不同的參與方,探索、優化、突破,持續優化迭代,這需要長期且更大力度的堅守。”
以促進產業CVC(企業風險投資)發展為例,蔣展表示,CVC與IVC(獨立風險投資機構)投資方式和模式應該差異化發展,發揮各自優勢,互為補充,但目前部分CVC并沒有完全發揮產業孵化賦能功能,與財務型投資人有同質化特點,即廣撒網卻很難有時間對被投企業進行深度賦能。股權投資32條提出“支持產業鏈鏈主企業開展企業風險投資”的方向,在實踐中要不斷總結和優化如何更好發揮產業CVC的作用。
再者,“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是目前上海鼓勵股權投資行業發展的主基調。這一投資理念也已逐漸成為投資圈共識。
上述不愿具名的股權投資人士表示,上海相關措施仍然面臨一些難點,投資早期和小型企業風險較大,需要投資者有更高的風險承受能力。“此外,早期企業的退出機制相對不完善,長期資金和耐心資本與企業的發展階段和需求不匹配也是一個挑戰”。
蔣展根據一級市場數據庫分析發現,目前上海在“投早投小”上確實有提升的空間,A輪和B輪融資平均估值已高于北京和深圳。“投早投小專業度很高,不是所有人都具備專業能力,如果都往前擠,有可能會導致早期估值偏高。”蔣展表示:“泡沫前移也會影響到并購退出市場,如果一級市場估值被哄抬過高,買方在收購時就會有更多的顧慮。”
蔣展建議鼓勵長期耐心資本參與同時,也要健全長鏈條投資,基于考核、收益率等考量,部分股權投資基金目前很難持有10年、20年,可鼓勵并早并小,“如果能夠退早退小,股權機構才更有意愿投早投小”。
在王云帆看來,導向是“投早投小”,但國資恰恰最難“投早投小”,“既合法合規,又符合市場化運營機制,上海借助先行先試的優勢,能否探索試點出一個機制,調節好‘投早投小’與國資考核的分歧?”
上海市國際股權投資基金協會執行秘書長周曄則期待,困擾股權投資行業良久的稅率也能在上海率先破局。目前合伙型創業投資機構,個人LP可按20%稅率繳納個人所得稅,而同樣類型股權投資機構的個人LP,則需按照35%的稅率繳納個人所得稅。
“基金成立時采用有限合伙企業形式,該企業層面無需繳納企業所得稅。”周曄告訴記者,創業投資機構的個人LP出資,分紅時需繳納20%個稅,股權投資機構的個人LP,投資收益則需按照5%至35%的階梯稅率繳納。“基于投資金額,絕大多數個人LP都需繳納35%的個稅”。
在周曄看來,在全社會鼓勵“投早投小”氛圍下,創業投資和股權投資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底層投資可能是同一個項目,建議參照創業投資稅率,優化完善股權投資稅率。
作為改革開放先行先試地,業內期待,上海借助自貿區以及臨港新片區金融創新優勢,能在股權投資行業試點推出“上海樣本”。
用好千億母基金,上海還要再做思考題
證券時報記者 張淑賢
在前幾年的基金招商“競賽”中,上海的“從容”,底氣來自上海不缺股權投資基金。即便近年來新設股權基金落于下風,但存量規模依然不容小覷。
截至2024年6月末,上海私募股權、創投基金管理人1757家,管理產品9011只,管理規模2.3萬億元。其中,創投基金產品4122只,管理規模6341億元,位居全國首位。
上海的“從容”還來自于“謹慎”。曾有業內人士調侃,上海最大的優勢是“守規矩”,上海最大的劣勢是“太守規矩”。面對各地官宣的動輒千億甚至數千億的政府引導基金,曾有上海相關部門人士發出靈魂一問:“他們的錢從哪里來?”作為一個財政自給率超過100%的省份,上海在設立政府引導基金方面,也需要“躡手躡腳”。
然而,正是這樣的“底氣”和“謹慎”,讓上海“大意”了。面對要持續燒錢的三大先導產業和未來產業,以及虎視眈眈搶奪資源的周邊城市,上海或主動或被動地加入了基金招商的大軍。
三大先導產業母基金的落地,意味著對上海的考驗才剛剛開始:在當前股權投資行業的冰河期,大筆政府引導基金砸下去,能撬動多少社會資本?如何管好這筆龐大的資金?
“市場環境好時,政府引導基金容易撬動社會資本,既借市場化機構的融資能力,又借了管理能力,但在目前市場上的資金幾乎都來自于政府之際,基金招商就需要做得更專業更有特色才會有好的效果。”晨哨集團CEO王云帆說。
三大先導產業母基金目前尚未發布子基金遴選公告。創業投資19條指出,依托三大先導產業母基金,遴選專業投資團隊,重點支持種子期、初創期、成長期的科技型企業,新設未來產業基金,重點投向處于概念驗證和中試等早期階段的硬科技領域和未來產業。
王云帆說,如果能做到“提供機制和營商環境,引導市場機構百花齊放”,這當然是最理想的狀態。如果是行政主導的基金招商,則應清晰地規劃,避免一哄而上。
可借鑒的例子是浙江先進制造業專項基金群。其中,浙江金融控股公司牽頭,與11個設區市政府簽訂專項基金組建合作協議,每個地級市設立的基金主攻一個產業,這樣既能在資金方面形成合力,也能在全省范圍內形成清晰的產業導向。
目前,全國的股權投資機構都對上海千億規模的母基金“虎視眈眈”。如何分配、如何管理,能否達到預期,都在考驗著上海的智慧。
校對:祝甜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