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宇雜談】
當社會的中堅力量能買得起房,這是一個什么場景呢?那就是最富有潛力的群體被激發起來了。
李宇嘉
近期,新一輪“房改”的話題持續發酵、熱度不減。但事實上,據我了解,文件提出的保障性住房,遠未上升到“房改”的高度。為何各路媒體都要往“房改”這個話題上靠呢?一方面,樓市紓困政策一波接一波,但市場反應波瀾不驚。媒體需要新話題,刺激市場的敏感神經。特別是自媒體,一貫喜歡“推倒重來”“顛覆舊秩序”等標題,達到吸引流量的效果。
另一方面,這也可能是輿論的共識、呼聲,甚至是吶喊。怎么講呢?對于房地產市場持續的疲弱,一開始大家都認為是周期性的下行,當政府開始紓困,市場就會重新回到上升態勢。這是一種慣性認識,因為過去類似的邏輯屢屢出現過并驗證。但是,當發現政策都沒有效果后,越來越多的人感覺到不解、迷茫,認為只有改革這樣的大動作,才能解決當下的問題。
25年前啟動的“房改”,其面臨的大背景就是,持續了十幾年的福利分房維持不下去了,城鎮職工家庭人均住房面積只有5-6平方米,居住狀況原地踏步,而且承擔建房責任的企業、單位背上了“辦社會”的沉重負擔。1998年推動的市場化、貨幣化“房改”,不僅極大地滿足了居民改善住房的愿望,還給企業、社會減輕了負擔,地產也成為經濟的引擎,一直至今。
現在,又到了一個時間節點。對于當下房地產的處境,不管是業內人士,還是普通百姓,都認為“不正常”“不健康”,普遍的共識是房子太多了。但是,又有多少人是對自己的居住條件滿意?有多少人想要換房而不得?當馬云說,未來房子如蔥;當很多人可以從父輩繼承幾套房子時,可能都沒有想過,廣東珠三角8000多萬常住人口,住房自有率不到50%。
還有,每年新就業的大學生有1000多萬,就業5年后能夠買房的,不到50%。今年考公、考編的規模創新高,但大家可能不知道,新入職的公務員基本向基層配置,大量經濟社會管理事務也向基層傾斜。所謂“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基層公共服務人員不僅繁瑣的工作事項多、壓力巨大,收入也不高(很多只有3000元),他們也成了住房困難群體。
這就是當下房地產的現狀:一邊是房子供應過剩,一邊是需求嗷嗷待哺。上面講的三類人群是社會的中堅力量,當他們無法買得起房,這個制度就得變革。當前,房地產所謂的需求不足,準確講應該是“有效需求”不足,即絕對過剩和相對供應不足并存,另一面就是“需求斷層”、供需錯配。簡單講,就是有錢人不缺房,想買的買不起,有需求的買不到合適的。
近期熱傳的“14號文”,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核心就是大規模建設配售型的保障性住房,讓中堅力量成為“有產者”。這類房源的土地是劃撥的,資金是低息的,可以實現低成本供應。低到多少呢?主要成本是建安費用,加上承建企業5%以內的利潤,再考慮到“保基本”的原則,理論上每平方米也就5000元左右,一套70平方米的房子總價也就35萬元。
這樣,很多年輕人、新市民、新就業大學生就能買得起房子了。當社會的中堅力量能買得起房,這是一個什么場景呢?那就是最富有潛力的群體被激發起來了。對內需來講,有了房就意味著在城市扎根了,有了家,不再飄了。有了家,就會有結婚、生小孩、購置室內生活設施、小孩教育、購置汽車等。也就會為了家庭的美好生活而奮斗,這就是內需旺盛的美好場景。
但所謂一份部署,十分落實。當供求關系發生重大變化,當購房需求不再踴躍,當剛需購房日益謹慎,建設這類房子就要考慮能不能賣出去,因為之前很多保障房出現空置現象。我認為,要學習新加坡組屋的精髓(而非表象),即保障每一個國民相對體面的、服務均等化的居所。
因此,房源主要建在中心城區,并落實公共利益導向的土地低價征收,基于低效用地評價的硬性標準,把散落在機關、企業、學校、醫院等手上的存量低效地塊盤活,同時夯實“保本價出售、封閉流轉”的原則,落實“保基本”原則下的設計標準,逼退“福利分房”的思潮,把房源賣給最需要的人群。能做到這些,這類型的房源就能大規模供應,從而達到改革的目的。
(作者系廣東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
本報專欄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特此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