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近年來力度最大的化債舉措。
11月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了《國務院關于提請審議增加地方政府債務限額置換存量隱性債務的議案》,增加地方政府債務限額6萬億元,用于置換存量隱性債務。
根據財政部部長藍佛安介紹,從2024年開始,我國將連續五年每年從新增地方政府專項債券中安排8000億元,專門用于化債,累計可置換隱性債務4萬億元。同時明確,2029年及以后到期的棚戶區改造隱性債務2萬億元,仍按原合同償還。
上述三項政策協同發力,此番用于化債的組合拳規模達12萬億元。
2028年前地方需消化隱性債務總額降至2.3萬億元
近年來,在各地各部門協同努力下,我國地方政府隱性債務規模不斷減少。數據顯示,2023年末,全國隱性債務余額為14.3萬億元。
然而,今年以來,受外部環境變化和內需不足等因素影響,我國經濟運行出現了一些新情況和新問題,各地隱性債務化解的難度加大。不少地方在法定預算之外,直接或者承諾以財政資金償還以及違法提供擔保等方式進行舉債,形成隱性債務。
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賈康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采訪表示,此次化債行動無疑是一場及時雨,解了地方的燃眉之急,能夠使地方政府卸下包袱、輕裝上陣,同時使受地方隱形債務拖累的銀行和企業得到紓困的實惠。
12萬億元化債組合拳協同發力,未來的效果可期。藍佛安表示,2028年之前,地方需消化的隱性債務總額從14.3萬億元大幅降至2.3萬億元,平均每年消化額從2.86萬億元減為4600億元,不到原來的六分之一,化債壓力大大減輕。
“有些地方‘三保’困難,于是通過融資平臺變相舉債,彌補財力不足。此次化債措施的出臺,使得地方政府得以在短期內減輕償債壓力,從而有更多的精力和資金投入到經濟發展及民生保障中。”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趙全厚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表示。
“這次化債相關措施,能夠實實在在地讓企業按時給員工發工資,讓地方政府保民生。有些項目原來停下來不干的,能繼續開工建設,甚至還可以進一步擴大投資。產業循環了,就業人口增加了,公眾收入增加了,消費也就起來了,這就形成了一個正循環。”趙全厚說。
中泰國際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表示,此次化債舉措,首先應解決拖欠企業的賬款問題。“通過專項債置換的方式進行化債,難度不高,同時也給企業吃了定心丸。”他說。
5年可累計節約6000億元左右利息
隱性債務出現的原因很多,李迅雷認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于部分地方政府官員為了完成相關任務指標進行舉債。
“有的地方政府官員為了實現經濟發展目標,會‘拼命’舉債,這樣更容易出政績。若是未來這些官員由于職務變動離開了,債務卻不會被帶走。”李迅雷說。
2015年以來,黨中央要求建立健全規范的地方政府舉債融資機制,開好“前門”、嚴堵“后門”,堅決遏制隱性債務規模、增量,穩妥化解存量,切實防范債務風險。
尤其是今年,黨中央多次部署強調化解地方債務風險。7月30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要完善和落實地方一攬子化債方案,創造條件加快化解地方融資平臺債務風險”。9月26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要“有效落實存量政策,加力推出增量政策”。
隨著12萬億元一攬子、綜合性、靶向準的化債組合拳打出,政策效應將非常明顯。藍佛安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由于法定債務利率大大低于隱性債務利率,置換后將大幅節約地方利息支出。我們估算,5年累計可節約6000億元左右。”
我國化債思路發生轉變
“現在的化債舉措,就是把政府收上來的錢直接花出去,不總用于給銀行還債,這樣能夠平衡穩增長和防風險的關系。這是我國化債思路的轉變。”趙全厚表示。
藍佛安將我國化債工作思路轉變歸結為4個方面:一是從過去的應急處置向現在的主動化解轉變;二是從點狀式排雷向整體性除險轉變;三是從隱性債、法定債“雙軌”管理向全部債務規范透明管理轉變;四是從側重于防風險向防風險、促發展并重轉變。
賈康表示:“此次化債不是對原來化債方式的簡單延續,而是一個更高水平地把債務管理和未來長治久安相結合的升級版化債舉措,這種‘釜底抽薪’式的化債或將給隱性債務畫上句號。”
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院院長羅志恒表示,此次化債思路的調整,反映了我國化債從防風險為主轉向更好統籌穩增長與防風險,從“化債中發展”轉向“發展中化債”,意味著下階段將穩增長和發展置于更高的地位,財政政策支持高質量發展的力度以及逆周期調節的能力將進一步增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