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套策略最為關鍵
新一年的秋招逐步開啟,又有地方放寬應屆生標準,這次是一線城市上海。
最近,上海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會同市委組織部、市教委、市國資委等部門,聯合印發了《關于優化調整高校畢業生參加本市招考(聘)工作有關事項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
值得關注的是,該文件不僅明確應屆生的范圍為畢業時間在兩年內的,還出臺了相關配套措施。《通知》明確:上海市地方國有企業、在滬央企在開展校園招聘時,應結合企業實際,將校招崗位向畢業證書落款年度2年內(含畢業當年度)的高校畢業生開放。此外,對于符合上述定義的應屆畢業生,根據《通知》,相關企事業單位,不對其是否有工作經歷、是否繳納過社保,作為招聘的限制要求。
上海市2025屆高校畢業生秋季校園招聘會 圖源/上海市人民政府官網
近期,有不少專家學者呼吁逐步放寬應屆生標準,逐步淡化這一身份概念。一線城市上海的調整,是否具有風向標意義?
多省份已放寬
事實上,在上海之前,已有多個省份公布了應屆生標準放松的政策。
比如山東、湖南、貴州、廣西等多個省份人社部門發文,調整應屆生身份的認定標準。
山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等11部門發布的《山東省促進高校畢業生等青年高質量充分就業若干措施》顯示,各類事業單位在發布招聘計劃時,可明確“當年應屆高校畢業生”,不再審核其是否有繳納社保情況。
在具體畢業年限上,部分省份的認定標準更為寬松,放寬到兩年甚至三年。比如湖南發文明確“高校畢業生”為近3年內畢業、招聘過程中未落實編制內工作的畢業生,不對其是否有工作經歷、繳納社保作限制。
盡管部分省份對應屆生這一身份放寬了畢業時間的限制,但相關“配套”措施并未完善,當地除了部分事業單位招考,多數央企、國企招聘依然規定應屆畢業生的招聘對象為本年度的畢業生。比如山東、湖南、廣西等地,適用新應屆生認定標準的局限于事業單位。
而此前,部分區域雖然早就表明應屆生認定標準在兩年之內,但在社保方面卻有著更為嚴格的要求。比如2021年7月,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發布關于印發《北京市引進畢業生管理辦法》的通知。根據上述文件,“畢業兩年內畢業生”視為應屆畢業生,可以有機會落戶,但這類畢業生必須初次就業,不能有繳納社保的記錄。
而上海此次的政策,則沒有相關限制,對畢業兩年內應屆生招聘的范圍也逐步擴展到本地的國企和央企,此外還強調,在招聘時不得對符合定義的應屆畢業生,設置是否有工作經歷、是否繳納過社保的招聘限制要求。
有上海市屬國有企業負責招聘工作人事科工作人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其所在公司的秋招公告將在11月發布,應屆生判定標準會參照上海剛出臺的政策。
數據顯示,上海2025屆高校畢業生規模較2024屆有所上升,預計應屆畢業生總量為24.6萬人。其中,研究生8.7萬人,與2024屆基本持平;本科生11.1萬人,上升0.4萬人;專科高職生4.8萬人,較上屆下降0.3萬人。從生源地看,上海生源畢業生為6.9萬人,約占全體預計畢業生總數的28%,和2024年相比基本持平。
在中國人民大學就業研究所研究員劉爾鐸看來,由于上海是一線城市,其政策往往備受關注。此次放寬應屆生標準的執行細則,可能成為未來不少地方的參考。
轉變背后
每逢秋招和春招,“建議大家珍惜應屆生身份”“應屆生身份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的話題,都會沖上熱搜。這背后,是對應屆畢業生的種種“優待”和崗位傾斜。
比如,在公務員考試中,很多崗位都僅招錄應屆畢業生。2024年,國考計劃招錄3.96萬人,設置了2.6萬個崗位計劃招錄應屆高校畢業生。而近日,2025年度公務員國考啟動,本次國考招錄39721人、20810個崗位,擬招錄高校應屆生高達2.67萬人。
除了公務員考試,不少優質央企、國企針對應屆生的招錄也占據其招聘的大部分或者絕大部分。比如國家電網、南方電網等央(國)企,其通過校招招錄的比例多年來占其員工的比例居高不下。
但當下招聘形勢發生較大變化。
“現在的高校本科畢業生和碩士生,很多都是‘00后’,往往是家中獨生子女,他們對工作會更加‘精挑細選’。不同于‘70后’‘80后’畢業生,很多人一畢業就急需賺錢養家,很多‘00后’父母都是雙職工,可以在較長時間內負擔孩子的花費,所以‘慢就業’比例不斷上升。”劉爾鐸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2024年5月,智聯招聘發布的《2024大學生就業力調研報告》(以下簡稱《報告》)顯示,應屆生“慢就業”比重從去年的18.9%增長到今年的19.1%,今年普本院校的碩博畢業生offer(錄用通知)獲得率為33.2%,較去年下降17個百分點,同時也低于普本院校本科畢業生43.9%的offer獲得率。
《報告》顯示,從期望就業的企業類型看,2024屆求職畢業生中,47.7%希望進入國企工作,占比排名居各類型企業之首,此比例連續5年上升,從2020年的36%持續上升至2024年的47.7%;而期望進入民企的畢業生連續5年下降,從2020年的25.1%持續下降至2024年的12.5%。
從求職考慮的因素來看,《報告》顯示,應屆畢業生對工作穩定性的重視度在提高。2024屆求職畢業生中,51%認為“穩定最重要”,比例僅次于“薪酬福利”(71.2%),位列第二。與去年相比,認為“穩定最重要”的比例提升10個百分點。
劉爾鐸說,面對當下的就業環境,畢業生找工作的“求穩”心態在持續加重,更希望穩定的工作和收入來源。這也造成了“更慢”的就業速度。
而在中國教育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看來,隨著就業形勢和心態的變化,很多畢業生的就業,不能夠在一年內及時完成,積累的未就業人數在不斷增加,不少地方也盡可能促進這部分畢業生就業。
應逐步取消應屆生身份?
事實上,把畢業生分為應屆畢業生和非應屆畢業生,有一定歷史因素。
“應屆畢業生這一概念,是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產物。過去一段時期,高等教育是各級單位的一個重要人才選拔渠道,因此在用人上,畢業分配的應屆畢業生是核心來源。從1994年開始,高校畢業生已經開始了雙向選擇,但應屆畢業生概念又涉及畢業生就業的一些權利,所以保留至今。”儲朝暉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最近幾年,在學界,不少專家學者呼吁逐步淡化甚至廢除應屆生這一身份。
比如,中國教育發展戰略學會學術委員陳志文就撰文指出:“過去幾年,大學生的就業去向發生了更為明顯的變化,穩定為主的體制內成為大量畢業生的理想去處。近年高考中,軍警校熱、師范熱、委培生熱等都是這一就業選擇的重要體現。基于上述現實,體制內對應屆大學畢業生資格的限制,包括落戶等附加政策的加持效應,逐漸被放大,產生了指揮棒一樣的反作用。大量畢業生為保住應屆畢業生的就業優勢,在沒有找到理想工作,沒有進體制之前,就想盡辦法延期畢業,一些畢業生即便有了一份工作,也不敢上社保,以免喪失了進體制內的資格,對大學畢業生就業造成更多干擾。這一理論上促進大學畢業生就業的政策,成為大學生就業的制度性障礙。”
因此,他提出,在高等教育普及的背景下,“應屆生”這一概念對大學畢業生就業的保護價值越來越小,也越來越不適應公平就業環境的建設,需要考慮適時退出。
在儲朝暉看來,過去由于就業問題并不突出,原有的策略還在發揮作用,現在隨著就業形勢變化,部分畢業生在一年內充分就業,存在一定問題。為應屆畢業生和往屆畢業生提供更加公平的就業環境,是下一步不少地方亟需考慮的。
“現在有應屆畢業生這一概念,無疑把一部分就業壓力傳導給高校,督促高校在專業設置和教學方面更加尊重就業市場。”劉爾鐸說。在他看來,未來即使取消應屆畢業生這類概念,也需要做好相關配套措施,不能將畢業生就業的責任完全推向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