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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玉蓉
2024-10-16 20:34
【銳眼看市】
我國將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制造、綠色低碳、生物醫藥、數字經濟、新材料等作為戰略性新興產業進行扶持，同時將類腦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術、未來網絡、深海空天開發等作為未來產業展開前瞻性布局。這些被稱為“新質生產力”的產業與升級中的傳統產業形成了穩與進、破與立以及補鏈與延鏈的關系，最終共同構成了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核心支柱。
張銳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的2024年九項重點工作中，以科技創新引領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置于首位，表明我國經濟動能的新舊切換進入快行道，同時意味著科技創新作為經濟結構轉型與經濟增長的核心支撐勢必得到超級強化與空前夯實，而從產業成長的長周期規律要求看，以科技創新引領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作為一項更具長遠意義的戰略任務安排也將獲得政策的連續助力與驅動。
我國是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列全部工業門類41個工業大類、207個工業中類、666個工業小類的國家。盡管如此，整個產業鏈條或產業鏈的某些環節上依然存在不少缺陷，主要表現為：部分產業處在全球價值鏈中的組裝和加工制造等中低環節，“微笑曲線”兩端的占比較低，行業關聯效應以及協同共振性不顯著，產業組織的規模效應與集群效應不夠強大，不少行業產能過剩且庫存周期長，同時產業的空間布局和地域分布上存在不少趨同化與同質化傾向等。但是，這些傳統“低端產業”卻又是經濟活動的重要微觀基礎，是創造與滿足市場需求的重要供給主體，甚至可以將它們看成衍生新興高端產業的重要母體，自然就不能“一退了之”，而應當對其進行產業轉型升級。借助科技創新的強大賦能，傳統化產業整體朝著代化產業躍遷的背景下，產業體系會更趨健全與完備，產業層級會更加健康與完善，產業鏈功能會更為健壯與完整。
不同于前兩次科技革命我們錯過了寶貴機遇和落后于人，在以互聯網為標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以人工智能為標配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中，中國站到了與發達國家同一起跑線的位置。數據、物聯網、云計算、人工智能、增材技術等都可對傳統產業進行深度賦能與價值再造，如大數據技術可以幫助企業發現市場新需求，增強產品個性化與精準化服務功能，實現柔性制造；云計算與物聯網可以拓展企業資源要素配置空間，實現泛在制造；人工智能技術可以支持企業降低成本，提升生產效率，實現極端制造；增材技術則可充分利用材料資源，完成便捷制造。對接與嵌入這些先進技術，企業與產業便可邁入高端化與智能化的強勢行列。
任何技術的應用均要不菲的成本，尤其是不同行業創新要素稟賦本就不均衡，不可能所有企業與全部產業都能通過自身科技創新完成轉型升級，這就需要搭建各種專業性的科技創新服務平臺，尤其是高能級創新平臺的核心賦能與策源優勢，以廣泛帶動相關各層級專業平臺的有效策應與高效協同，構造出針對目標產業鏈的全方位能量輸出矩陣，確保科技創新作用于產業升級的功能飽滿溢出。不僅如此，為了盡可能加快傳統產業的升級進程，有必要創建全國性與區域性的科技創新型產業轉型升級載體，建設一批特色和優勢突出、產業鏈協同高效、核心競爭力強、公共服務體系健全的新型產業升級示范性園區或基地，支持與推動各種科技創新要素與平臺資源朝著園區與基地匯攏，引導與激勵鏈上企業和大項目向著園區和基地集聚，最終以產業集聚聯動出產業集群的轉型升級。
傳統產業更多的是在占有與擴張物理資源、增加與提高機械設備投入等重資產背景下成長與發展起來的，這種產業成長方式不僅面臨著資源稀缺性的制約，而且遭遇到融資成本以及人力成本曲線愈來愈陡峭的挑戰，同時會產生破壞資源以及污染環境等更多的負外部性，而更為重要的是，多種要素瓶頸約束下，各個產業只能處于封閉狀態，產業的輻射與聯動協同功能受到抑制，企業跨環節以及產業跨領域獲取額外利潤的能力較為貧弱。也正是如此，在推動傳統產業升級的同時，需要通過科技創新培植與催生戰略性新興產業與未來產業。
我國將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制造、綠色低碳、生物醫藥、數字經濟、新材料等作為戰略性新興產業進行扶持，同時將類腦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術、未來網絡、深海空天開發等作為未來產業展開前瞻性布局。這些被稱為“新質生產力”的產業與升級中的傳統產業形成了穩與進、破與立以及補鏈與延鏈的關系，最終共同構成了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核心支柱，由此不僅帶動我國整體產業鏈向高端遷移，而且還會撕破產業藩籬，在各產業內部以及產業之間形成耦合協同格局，既可提高產業鏈全要素生產率，也能增強產業鏈潛在生產率。
既然新的產業賽道由科學技術特別是顛覆性技術和前沿技術凝結而成，首先就必須加強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顛覆性技術研發，加快產出原創性、突破性、引領性重大科技成果，對此要充分發揮國家實驗室、國家級科技創新中心的引領作用，推動企業、大學與科研機構等智力資源與創新資源的通力合作，形成以龍頭企業為中心、高校院所支撐、各類創新主體相互協同的創新聯合體，打造出強大的戰略性與未來性技術供給體系。同時，服務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顛覆性技術研發，必須創建出要素聚合、轉化服務、成果展示、產業育成等創新轉化服務生態。
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發展，全球科技創新呈現出新的發展態勢和特征，學科交叉融合發展，新興學科不斷涌現，前沿領域不斷延伸并廣泛滲透，技術正在深刻改變著工業生產函數，引領產業發展的新方向；不僅如此，科技創新活動不斷突破地域、組織、技術的界限，演化為全球性的創新戰略競爭，誰掌握了科技創新的先機誰就贏得了未來，誰把控了科技創新的主動權，誰就可以將本國產業體系的安全神經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理論上說，產業鏈的完整性和先進性可以促進和提升產業體系的安全性，但卻并不能嚴格確保安全性的牢靠與穩實，因為產業的完整性與先進性很大程度上展示出的是產業體系的國際競爭優勢，但若整體產業鏈或產業鏈的某環節國產化率較低，即使產業層級再高，產業水平再先進，再有競爭優勢，也不能代表產業體系的絕對安全性。而從現實上看，不僅頻生的貿易保護主義與地緣政治風波不斷地對我國產業鏈供應鏈形成擾動與沖擊，而且我國的產業體系本身在核心基礎零部件、基礎元器件、基礎材料、關鍵基礎軟件和先進基礎工藝等領域存在著“卡脖子”問題，關鍵核心技術缺失的風險事實上成為了我國現代產業發展面臨的最大風險。因此，現代產業體系的安全性強調的是在危機與風險時刻，產業鏈供應鏈能夠展示出強大的韌性，即具有動態應對、動態恢復、動態創新與動態升級的功力，而且在現代產業體系建設的動能構成中，自我科技創新能力越強，產業體系的安全性就越有保障。
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與產業體系的安全性，無疑需要憑借與發揮新型舉國體制科技創新的力量，一方面，要提高頂層設計水平，厘清整個科技創新體系的研究方向，制定科學的產業規劃以及產業發展目標；另一方面，要緊密依托我國政府強大的資源調配能力與組織動員能力，凝聚和集成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社會資源共同攻克重大科技難題的組織模式和運行機制，強化各類科技計劃的統籌協調，形成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強大合力。不僅如此，中央政府須強化對地方政府的窗口指導，確保創新資源朝著“卡脖子”領域匯聚，同時創造出全國性與地方性產業聯動互補的內循環格局；更為重要的是，舉國創新體制必須與企業創新主體結合與互動起來，前者更多在基礎技術、底層技術及前沿技術創新上用功，后者則在應用創新、市場創新及場景創新上發力，二者的高度嵌入與契合，最終鍛造出有為政府、有力主體、有效市場和大眾參與的制度優勢。
（作者系中國市場學會理事、經濟學教授）
本報專欄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特此說明。
